走出家门，摆在面前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无论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我们的身心都不似当初简单明澈，我们的选择也将含义复杂。
打工妹大多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在那些连厕所都无需标明男女的地方，女人的幸与不幸几乎就掌握在媒婆手里，找一个好婆家，就像城里人抢购紧俏商品一样，越早越好。16岁是公认的结婚年龄，而20岁还抱不上孩子的女人定是有问题。1992年北京市“三八”家庭服务总公司到四川梁平地区招收家庭服务员，“卖给城里残疾人”“嫁给伤兵”的谣言随之四起，谣言的目的只有一样：进城的女人能学好？安稳在家等着嫁人才是正事。结果只有一名女孩子走出了山门。
通往城市的道路是遥远的。郭延珍还在17岁时，娘便作主给她订了亲。她不认识那男的，但是如果她不同意，娘就不同意她出来。为了不让体弱多病的父母“作难”，郭延珍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弟弟。进京打工后她才发现没有文化自己是多么“作难”：出门坐车不会看站牌，写自己的名字也得要别人把着自己的手……她决心认字，现在认识的三四百字就是她自己抱着字典啃出来的，她已能看些小说了。参加过“打工妹之家”组织的集体婚礼后，她想起那个只接触过几次，没有话说，更谈不上感情的“他”。她想退亲，她想披着婚纱做心上人的新娘。
可一年后，她改了主意，因为对方不同意，娘不同意，爹也不答应……
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然而，去年爹得了肝癌。让郭延珍难以忘怀的是爹去世前的那个下午，爹攥着她的手，含着泪对她说：“孩子，爹知道你出门长了见识，瞧不上这门亲事了，如果爹活着可以帮帮你，但爹不行了……那户人家殷实，离家又近，你就应了吧……”
第二天，爹去了。从此小郭绝口不提退亲的事。在北京打工期间，不乏结识些相互中意的小伙子，但郭延珍总是说：我在家订亲了。
“真的，我真的没办法呀！我只能拖下去，等着他哪天提出退亲，如果不成，我就一辈子不嫁人，打工养活娘。”
正如一位打工妹给父母的信所说：“娘，女儿出门见了那么多人，经了那么大世面，你想想能不变吗？”的确，当初她们进城时很多人只是想挣些嫁妆，然后回乡体面地把自己嫁出去。然而，深入了城市的每个巢穴，“城里”的生活更深地触动她们年轻敏感的心。“城里”的爱情有玫瑰的约会，有烛光的私语，有拉手揽肩的“轧马路”，她们还能回到见面——订亲——结婚生子的“天然秩序”里吗？也许期待的实现遥遥无期充满艰辛，但失去了期待的日子更让人心生厌烦和恐惧。
婚姻是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最终目标？土地和天空，谁是我们贴心的伴侣？
17岁的钱冬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逃避家乡的传统婚姻。那年夏天，钱冬冬中考落榜的消息刚传开，四村八乡的媒人便接踵而至，“虽然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都订了亲，但我不愿像她们那样。”
转眼4年过去了，当钱冬冬鼓足勇气向一位同乡打工仔寄出她的第一份情书时，对方无情地拒绝了她，因为她家太穷。
钱冬冬没掉一滴眼泪。“当时，我觉得应该面对现实，更努力地学习技术知识，等到自己有能力改变贫困时，也许人家就不会再拒绝我了。”
李凌出现在钱冬冬的生活中。他是一名军人，经常到钱冬冬的雇主家义务劳动，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不用语言，就知道对方要表达的意思”的“默契”。后来，钱冬冬回老家探亲，不想却收到了李凌的来信，信中说：“你走了几天却似很长很长的日子……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
1997年李凌复员了，虽然明知他是孤儿，在老家一无所有，钱冬冬还是决定跟他回老家，利用自己打工期间学到的技术开家美容美发店，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他们的计划得到“打工妹之家”的支持，组织者提供给他们一笔低息贷款，并且帮助他们参加了集体婚礼。
如果故事按通常逻辑发展下去，肯定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然而，生活不以人的美好意愿为转移。
钱冬冬随丈夫回乡后，在县上找了间15平方米的平房，既作居家又开美发店，李凌在一家纸箱厂做临时工。婚后3个月，曾被钱冬冬称为“如此爱我的”李凌与另一个女人好上了。此时钱冬冬怀了孕，在李凌“不流产就离婚”的要挟下，钱冬冬第一次进京流产；此后不久，李凌被纸箱厂开除，去某公司跑业务，干了不到3个月，又和一个女人好上了，钱冬冬再次怀孕，李凌再次提出离婚，钱冬冬第二次进京流产……
钱冬冬第三次进京是在去年底。她找到了“打工妹之家”，希望能帮她离婚。她向每一个遇到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喋喋不休地讲述李凌的没有良心和她的忍辱负重，临了，她总不忘加上一句：“人的命，天注定。”
婚姻从来都被一些人认为是女性的全部天空，借助婚姻实现对生活的全部期待成为一些文化基础差、缺乏创业技能的打工妹几乎惟一的手段。而当女性只能在婚姻中感到自我价值时，她已不自觉地迷失了自我。任何真正紧密而平等的人际关系都是以“独立的人”为基础。一个社会，无论男权的轻重，自强自立始终是女人最持久的魅力。初恋失败后，钱冬冬曾在“打工妹之家”启发下发愤学习，一年通过了两门自学高考课程，而认识李凌后，她却放弃了学业；丈夫有了外遇，她不顾受资助的店子，而一门心思扑在了夺回丈夫的努力中；而最致命的是，故事一开始，钱冬冬就对异乡创业的艰辛估计不足，结果，她没得到天空，也失去了土地！
钱冬冬又回去了。她说她要“争口气”做出样来让李凌和当地人看看！可是，在那个以饭馆、歌厅的林立为繁荣昌盛象征的小县，故事的结局会是钱冬冬改造了环境，还是环境改造了钱冬冬？
我们是一群身分不明者：在城里人眼里，我们是农村人；在农村人眼里，我们又是城里人；没有进退的余地，哪儿能够安置我们一样纯真的爱情？
1984年赵允高考落榜，她肩扛两袋大米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一幕场景深刻地印入她的脑海：一位雍容的城市妇女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安详地打着毛线。“命运是多么地不公啊！当时我想，日后自己要是也能像这个女人一样悠闲，就是最大的幸福。”
赵允在北京干了6年的保姆。其间她一直没有放弃考学跳农门的梦想，边打工边参加了一所自费大学的学习。1990年，拿到了大专文凭的赵允经人介绍到某文化单位做临时工。在那里，命运开始了新的一页。
因为自卑，赵允很少说话，走路也躲着人。她近乎古怪的行为引起了新分来的大学生张斌的注意。一天，他坐到了她面前。对于这个没有丝毫架子的北京小伙子，赵允生出许多好感，毫无顾忌地回答了他所有的提问。多年后，张斌告诉她，从知道她的打工经历那天起，他就深深爱上了她。
炽烈的爱使赵允惶恐不已。张斌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而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3个月后，赵允主动辞去工作，又做了保姆。临走，她告诉张斌，如果你爱我，就不要等我。两年后，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你还未婚，我会嫁给你。
两年后，赵允考场败北。张斌来了，他等了两年。而赵允拒绝了他。爱情可以浪漫，而婚姻却是实在的。“我没有城市户口，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再让他回农村？”听说南方户口制度比较松散，赵允决定去闯一闯。
在街头奔波了17天，赵允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前无出路，后无退路，要想找到生路，只有杀出一条血路。”第18天，赵允终于在一家公司应聘业务员成功。从此，她怀揣地图，满中国疯跑，销售额一直名列前茅。而远在北京的张斌每星期寄来一封编了号的信……
一年过去了，公司转户口的指标仍没赵允。1994年初，赵允路经北京，张斌真诚地说：“结婚吧！我再也不能看着你单枪匹马拼下去了。”而一向反对这门亲事的父母也同意了。此时两人已苦恋5年，年届而立。
婚后，赵允仍回到南方拼命干活。由于过度劳累，她曾晕倒在回家的路上。1994年底，经理拿着“一张纸”告诉赵允：“你的户口办下来了。”赵允一头扎进卫生间，放声大哭。
如今赵允已回到北京与张斌团聚，她和1岁零8个月的女儿的户口挂在南方一位朋友家里。“我还是个没有北京户口的打工妹，有人说，你还得努力，想办法把女儿的户口转到北京来……”
“14年，整整14年啊！户口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谁能告诉我它是个什么东西？”
对城市文明婚姻的追求实际上是打工妹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而现实却像一张茧死死地把向往包裹起来，要么羽化成蝶，要么蜕化成蛾。十几年时间，赵允完成了从农家女到特区人的蜕变。而数千万打工妹中又有几个赵允？远嫁、留城、返乡……对于生活而言，向往与目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选择形式获取目的的过程。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局外人，我们更看重的是结果。对于赵允们，我们拍手称道；对于钱冬冬们，我们表示同情；对于误入歧途者，我们痛其无耻下流。可是，对于这一弱势群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亲女儿一样告诉她们，应该怎样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农村和生活其中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剥夺的位置。为控制城镇人口，保证工业化的平稳发展，我国长期实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严格区分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制度，其突出特点是子女户口随母亲走。作为子女，无法选择母亲，她们从一出生就开始了被剥夺的生活；但作为今天、明天的母亲，她们又有权利选择她们的子女不再继承被剥夺的身分。农村与城市双重文化因子使她们在城里人眼里是农村人，无法从本质上进入城市；在农村人眼里，她们又是城里人，身上已沾染别样气息。没有地方举手欢迎她们，也没有地方容纳她们丰富的情感和诚挚的爱情。幸运儿是少数，是她们中的“楷模”和“英雄”，众多的她们只有等待和消耗，然后孑然一身。作为双重的“异乡人”，她们同时被城市和乡村悬挂起来——她们的爱情和她们新生一代的生活位置，没有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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